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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奇蹟背后的真相:为什幺贪腐没有阻碍经济成长?
浏览量:459    点赞:717    发布时间:2020-08-10    点击: 884次
中国的贪腐问题有多严重?

贪腐在整个改革时代显然是氾滥成灾,虽然其形式随着时代而改变。在一九八〇年代,贪腐的最大来源之一是双轨价格制,即工厂承诺以相当低的计画价格出售一定数量的产品,但可以用较高的价格在自由市场出售剩余的产品。这为官员创造了诱因,鼓励他们运用影响力以低规画价格买进产品,然后以较高市场价格卖出牟利。对这种贪腐的愤怒,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示威抗议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后的价格改革废除了双轨价格制,使几乎所有产品都採用市场价格,只有少数策略性商品例外,终结了这种贪腐管道。在一九九〇年代的繁荣期,贪腐的重要来源之一是走私。走私有厚利可图,是因为高关税和非关税障碍,使许多产品在中国比在全球市场贵很多。一九九二年中国的加权平均关税为三二%,一些受欢迎的产品(如汽车)的关税更高达一〇〇%以上。此外,超过一半以上的进口产品面对各式各样的非关税限制,以阻碍它们进口。

到一九九〇年代中期,走私是一门庞大的生意,一年销售金额达数十亿美元。从总体经济统计可明显看出其影响力。在一九九八年,外汇存底只增加五十亿美元,虽然官方贸易顺差和外来直接投资流入,分别高达约四百五十亿美元。其间的差额超过八百亿美元——几近GDP的八%——大多是从中国流出的钱,用以支付走私产品和其他形式的资金外流。当局在华南严厉取缔大型走私集团,逐渐使走私不再成为贪腐的主要形式;但走私销声匿迹更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关税和非关税障碍在一九九〇年代末和二〇〇〇年代初大幅减少,使走私不再有利可图。

在新千禧年的头十年,中国都市的营建热提供许多从土地交易和基础建设获取暴利的机会。由于地方政府控制土地供给,官员可藉分派好地段给特定开发商收取贿赂。而且和任何营建热一样,官员照例从基础建设合约获得回扣。由于这波营建热的规模是中国有史以来所仅见,贪腐的规模也是史无前例,高阶官员经常贪汙数以亿美元计的黑钱。营建相关的贪腐在二〇〇九年到二〇一〇年间明显地增加,原因是政府推动经济刺激计画,大部分经费用于基础建设支出。

贪腐当然还有无以数计的管道,官员可以从发放各种设立新事业的执照,或进行重大投资计画的许可收取贿赂。在许多管辖区,官员的任命和升迁都有订价。对坐在体制顶层的菁英来说,大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提供相当乾净的致富捷径。为了加快迂迴曲折的IPO许可程序,或为其他目的打通关节,公司高管往往在挂牌前给官员或他们的家人低价购买或免费的股票,让他们在股票上市交易后获取暴利。?

藉贪腐牟取暴利的情况直达政治体制的顶层,政府已承认的最大案例是二〇〇七年到二〇一二年担任政治局常务委员、并掌管公安部的周永康。二〇一四年周永康正式以贪腐受到调查,并开除党籍;警方宣称没收周永康、他家人和事业合伙人共一百四十五亿美元资产。

这个数字足以让周永康名列上海胡润报告每年公布的中国富豪排行榜的第七名。外国媒体也报导前总理温家宝的近亲拥有庞大财富(《纽约时报》报导为三十亿美元),现任主席习近平家人也有可观财产(据《彭博新闻》报导,拥有五千五百万美元的香港房地产,投资的公司价值二十亿美元。一般人普遍认为,党和政府里没有人不涉及贪腐的说法,可能是真的。?

为什幺贪腐没有阻碍经济成长?

虽然贪腐的规模庞大且无所不在——过去二十年的规模明显扩大——值得探究的是,何以中国的体制到现在并未停摆。一项扎实的研究发现,贪腐和经济成长间存在强烈的逆相关性:一个国家愈贪腐,它的长期成长率就愈低。当然,近代历史充满独裁者藉由掠夺国家累积庞大财富、到最后政权倾覆的例子:海地的杜瓦利埃父子(Duvaliers)、萨伊的塞科(Mobutu Sese Seko),菲律宾和印尼的总统马可仕和苏哈托等人。中国竟然在极度贪腐的同时,连续三十年维持约一〇%的经济成长率,并且创造一个完全看不出动摇迹象的政治制度,这怎幺可能?

悲观的分析师定期会提出的一个答案是,那只是迟早的问题:失控的贪腐,最终将迫使体制陷于政治崩溃或经济硬化症两者之一。然而随着时间过去,这些预测没有一次实现。这其中必有隐情,而似乎与三个因素有关。

第一,在改革时代大部分时候,贪腐基本上是改革的副作用,而改革也带来强大的经济利益。只要改革的利益超越贪腐的盗窃,整个体系仍然可以延续。尤其是在一九八〇年代和一九九〇年代,某些类型的贪腐(不是全部)可被视为理性的经济行为,而非劫掠。最显着的例子是一九八〇年代计画价格和市场价格间的套利,和一九九〇年代的部分走私活动。

在双轨价格制下,当局尝试维持计画价格的掌控是基于正当理由,不是因为这种价格是公允或符合经济效率,而是因为立即取消旧的计画经济价格制度,在政治上窒碍难行。其结果是部分产品的人为短缺,和长期的高通货膨胀。把产品从计画转移到市场的官员,至少是回应了这些产品需求高且供应短缺的市场讯号。

走私从某些方面来看还乾净些。有些走私当然是犯罪行为,例如福建省创业家赖昌星贿赂数十名官员,让他得以不支付关税,就带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原油和豪华汽车。但有些走私可被视为私人部门想减轻关税,负担的努力。在一九九〇年代末的广东省,企业惯常的作法是间接从香港进口原料和零件,或他们想在大陆销售的成品。

这些产品会先卖给香港的代理商或「转口商」。一、两週后,这些货物再由广东省的另一家代理商,以比转口商支付价格高一五%到二〇%的价格买下。大家都知道中间的海关官员已被收买,但没有人问问题,且这种作法被认为完全合法。在这类交易中,生意人实际上是把关税从不经济的税率(通常四〇%到七〇%)降至让商务有利可图的水準。和与双轨制价格有关的贪腐一样,这种作法等关税降至合理水準后,自然就消失了。

第二个因素是,允许某种程度的官员贪腐,是领导阶层与官员的默契,目的是获得他们对改革的支持。在改革时代初始和之后好几年,许多藉由遵循共党意识形态而攀登位阶的官员,未必知道如何执行促进商业活动的新职责,因此让他们保留来自新市场经济的部分收益——让他们「分享努力的果实」——可以提供官员物质诱因,以便他们支持市场改革。

最后,这种授权偷窃的默契并非没有限制,从一九八〇年代初起,共党持续或偶尔发动严厉打击贪腐的行动。在天安门广场示威事件后,中央检察机构记录的「经济犯罪」案件,从一九八〇年的不到一万件,激增到一九八九年的近八万件。起诉的件数每年都超过五万件,持续到一九九〇年代末才回降——很可能是因为取消价格管制和高关税,使得大规模贪腐的机会变少了,加上私人部门经济活动的合法化,减少了官员收贿以容许私人企业经营的诱因。

在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十年,起诉的案件每年平均三万件,不过,在同一期间高阶官员被起诉持续增加,刑罚的严重度也升高。研究人员发现,在二〇〇八年之前十年被以贪腐法办的七百件案例中,最多只有十分之一被起诉,但被起诉的几乎一定被定罪,而且面对严厉的惩罚,包括十年以上的刑期,甚至死刑。这种作法的重点不在于全面禁绝贪腐,而是建立一些节制,以使贪腐局限于成功的寄生虫的角色:容许它依靠宿主(快速成长的经济)存活,但不杀死它。

在改革时代前约二十五年间,贪腐和稳健的经济成长能共存的说法可以说得通,但从大约二〇〇五年营建相关的贪腐达到最高潮后,已变得失去说服力。晚期的贪腐似乎不再是对整体有益的经济改革过程的副作用,而是较为纯粹的掠夺。过去十年来两类最大贪腐财富的来源,是基础建设计画的偷工减料(这些计画可能有经济上的用处,但不能被视为「经济改革」的一部分),和以远低于真正市值的价格向农民榨取利润(纯粹只是从农民不周全的法律财产权剥削取财)。此外,盗窃的规模——经常可见高达数亿美元、甚至数十亿美元——已达非比寻常。到胡锦涛时代结束时,许多中国菁英开始担心经济改革已经搁浅,贪腐已经失控,国家已面临失序脱轨的严重风险。

21世纪中国奇蹟背后的真相:为什幺贪腐没有阻碍经济成长?

习近平接替胡锦涛出任共党总书记(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以及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二〇一三年三月)后,立即推动一项大规模的反贪腐运动,并保证他将竭尽全力「拍蝇打虎」——换句话说,打击高阶和低阶的所有贪官汙吏。这个由政治局常委兼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领导的运动,截至二〇一五年已如火如荼持续进行三年。到二〇一四年已有七万五千名官员、国有企业主管、军事将领和企业人士受到惩治,几乎每个省和每个党与国家的机构都受到影响。这绝对是共党历来持续最久和最严厉的反贪腐运动。

核心的问题是,这个运动是真正刬除贪腐的严肃行动,或者它像以前的许多反贪腐突击一样,只是镇压当前领导人政敌的猎巫策略。由于我们无法读习近平的心,所以无法确知答案,但很可能这个运动有至少三个面向。毫无疑问的,它的一部分目的是摧毁敌对的政治网络。主要的「老虎」目标是前公安领导人周永康,他把国安大权转变成近乎不受节制的个人权力基础;两位与前主席江泽民关係密切的高级将领;以及影响力极大的前胡锦涛私人祕书令计划。

但这个运动超乎寻常的广泛和持久,加上其他并行的措施如党内思想活动、财政改革计画,以及镇压媒体和学习,意谓反贪腐运动是更大的治理策略的一部分。而且事实上,党文件列出的反贪腐运动目标纲领正是如此:一套广泛提升党治理能力的方案。? 其中一个具体的治理目标,可能是拆解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组织中,对未来重大改革的抗拒。

在最深的层次,镇压可能的目的,是重新协商从一九八〇年代初以来确立的不成文政治-经济交易:即对贪腐相当高的容忍度,以鼓励官员把经济成长列为优先目标。这个交易长期以来差可忍受,与主要的经济任务建置基本工业、房宅和基础建设并行不悖:其目的是尽可能建造更多这些东西,效率只是次要的考量。

在未来(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中国将需要更多来自提升效率的成长。贪腐对效率导向的经济是更大的毒害,超过对建立存量式经济的伤害。为了达成他宣称的调整中国经济结构的宏大目标,习近平必须先改革治理结构,而这牵涉永久地降低贪腐的程度。

这是一个推测性的解释,而且许多严肃的中国政治系学生认为,反贪腐运动有更简单的解释,即是习近平的抓权。但即使接受更宽厚的假设,即习近平追求全面整顿中国治理结构,这个运动能否成功控制贪腐仍是一大问题。有一个合理的论点是,现代中国贪腐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共党坚持独揽政权和豁免于适用每个人的法律程序,製造出一套虚弱的法治体制。这个观点认为,只要党的运作不受节制、不必对外部负责,持续氾滥的贪腐就无法避免。

相关书摘 ▶21世纪中国奇蹟背后的真相:「住宅私有化」挖深了不平等鸿沟

注释

[1] 一个被详细记述的例子,是中国平安保险二〇〇七年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后来证明为总理温家宝亲族带来庞大的获利,参考David Barboza, "Lobbying, a Windfall, and a Leader's Family,"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5, 2012。

[2] 中国富豪名单请点此参考。温家宝家族财富请参考David Barboza, "Billions Amassed in the Shadows by the Family of China's Premie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 2012。习近平家族和其他高层领导人财富请参考Xi Jinping Millionaire Relations Reveal Fortunes of Elite, "Bloomberg News, June 29, 2012; and "Heirs of Mao's Comrades Rise as New Capitalist Nobility," Bloomberg News, December 27, 2012。有关周永康的财富,并没有独立的消息证实警方没收了庞大金额的财富,而且中国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就是以不堪且可能夸大的方式记叙名誉扫地的官员。周永康真正被审判时,只被指控接受十一万八千美元贿赂,而检察官宣称他的家人累积资产三亿美元。点此参考。

[3] 这个观点的最佳表达为Pei 2006。

[4]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亦即到二〇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进而到本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出自"The 2013-2017 Work Plan to Establish a Robust System for Punishing and Preventing Corruption"。这种浮夸文体的隐晦难明提醒我们,何以解读共产党领导阶层的意图仍然是一种专门的技术,即使对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独特又矛盾的经济体:21世纪中国奇蹟背后的真相》,联经出版
*透过以上连结购书,《关键评论网》由此所得将全数捐赠儿福联盟。

作者:葛艺豪(Arthur R. Kroeber)
译者:吴国卿

中国——形式上中央集权、一党专政的独裁国家,管理一个高度地方分权的经济体,在现代,从来没有这种组合曾持续长久,为什幺中国能奇蹟似的获得成功?葛艺豪《独特又矛盾的经济体:21世纪中国奇蹟背后的真相》一书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解释中国经济如何发展成今日的样貌,并预测未来方向并且探讨中国独特的分权式经济独裁主义,以及中国崛起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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